人民币占据市场获得发言权,解决了新政权最紧迫的财政危机,但由此带来通胀的负面效果也显而易见。处理不当,共产党在上海就会陷入和国民政府相似的泥潭中:通过打击投机,来树立新币威信,解决财政困境,结果新币的泛滥急剧扩充了社会上的游资规模,它让更严重的投机卷土重来。
至少从1949年6月银元之战结束后来看,情况并不妙。财政赤字仍然在扩大,而包括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在内的开支也丝毫没有缩减的势头,在没有税收来源的情况下,继续增发货币是唯一出路。据杨仲文统计,从1948年底到1949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元增加到4851亿元,增加了25倍。他说,“中财委当时算了笔账: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1万亿元,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元外,还须发行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让新政权棘手的地方是,在中财委在上海召开第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之前,人民币的发行是由各大区的中央局掌握的,每区客观上都有多发钞票的冲动。但各大区发出去的票子自己会走路,常常是由新区发行出去又走回老解放区,冲击老区的物价。上海解放后,中央调度能力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
共产党现在要做的是反手回收,紧缩银根,从金融市场上吸干游资和可以调动的头寸。这就需要统一全国人民币发行,所有收入汇入中央金库,由中央各部统收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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