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层层叠叠，距离我们越近的回忆，越有死生契阔的感觉。

明清时期，浙江温州、处州就开始出现专业的坑户负责采矿，而炉户则负责冶炼：“至于坑、炉各户，多者数十人，少者不过五六人，所费工本无多，煎洗甚易为力，散处众山，零星工作，各自依山为业。”

以分工为基础，出现了矿石买卖行为，而这，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据道光年间《辰溪县志》卷二十一记载：“又有厂民收买炭矿，雇募人夫，煽铸生板，计每炉一座所需雇工及挑运脚夫约数十人。”设炉雇人冶铁的“厂民”多是外来商人，也有土著居民，因而铁厂有客厂、乡厂之分：“其收买炭矿，开设炉墩于县属溪边河岸，雇募人夫煽铸生铁，名生板者，有多厂、客厂之分。乡厂者，数人共一炉墩，各以所获炭矿轮流煽铸，为日甚暂。客厂者，或一人或数人合伙，先期收买炭矿，每秋凉时开炉，至次年春夏之交为止。”

温州，在不经意间就进入了中国经济史当中，不过这些模糊的经济模型还远不能与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真正经历的东西相比。

1978年是当代中国商业史的新开端，也是温州人作为“草根商业阶层”实现“中国财富梦”的另类样本。

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温州人敢想、敢试、敢为、敢为天下先，打造了许多令人惊羡的第一；温州人胆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岛、包油田……占尽市场先机、屡屡得胜。温州人的胆大包天不是个别温州人的行为，它更深刻地体现为整个温州团体的特征和品质而被社会各界广为流传。

就是这段“另类”的市场样本，却有着特殊的历史机遇，它离我们今天的生活不过30年，却又似相隔千万里。尽管我们总在事后感慨“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对于某些历史而言，又是如此不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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