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出生的周建明是农民的后代，祖祖辈辈种田为业。他的父亲属于农村那种稍有见识又有几分精明的种田人。解放后十多年间，农民翻身作主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满腔热情的期盼，在生活贫困的现实中消退。周建明是在新时代饥寒交迫中降生的，他是家里四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也是父母多年的期盼。周家在村里是小姓，农民说话常常靠拳头作后盾。周家缺少这样的底气。鸡犬相闻，家长里短，难免口角是非，在这些邻里纠纷是非争斗中，吃亏的常常是周家。他的父亲脾气暴躁，可在这些理直气不壮的争斗中又只能忍气声，常常气得脸色发紫，还无处发泄。所以，他恨不得生出十个儿子，也有个出头之日。可周家就是没这个气数，偏偏生的都是女儿。母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生下了周建明，算是老天有眼，两口子盼来了个儿子。可周建明生不逢时，大炼钢铁的火焰，烧遍了大江南北，公共食堂的大锅里已经是清澈见底了。

周建明生下来不到二十天，大队那位满脸麻子的书记来到村里，听说有一个女劳力在家坐月子，来了精神。一蹦三跳地来到周家，说本大队还没有听说过那个女人现在有坐月子的习惯，必须马上到工地上去，否则他正要抓一个典型到工地游行，借机推动本村的炼钢运动。就这样，周建明的母亲拖着虚弱的身躯，丢下襁褓中的儿子，上了炼钢前线。夜深，母亲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小心翼翼从衣兜里把节省下来的两把米掏出来，放在小石磨中碾成米粉，制成米糊，作为周建明一天的口粮。终于有一天等到深夜，周家的姊妹们没有等来自己的母亲。极度的疲惫和饥饿，母亲在黑夜的山道上一脚踏空，栽下了几丈深的悬崖。第二天，乡亲们找到僵硬的母亲时，她的一只手还紧紧捂着胸口的那把米。安葬母亲，一家人除了眼泪，别的什么都没有。父亲又照样上“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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