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对政治有着敏锐的看法。赵晓航告诉我,一次同学聚会,有同学问任志强:“老四(任志强在同学中的绰号),你是政协委员,你是不是应该写一个提案,就是市长、局长在就职的时候,除了组织上给他发任命书以外,他是否应该在一定的公开场合做就职宣誓?”没想任志强马上就在饭桌上说:“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因此不可能向公众宣誓。”赵晓航说:“因为所谓的宣誓只是向委任他的上级宣誓,我们官员的权力表面是人民给的,但是实际却是上级给的。他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毕京京记得,在郭庄插队,17岁的任志强就说“这种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任志强告诉毕京京,农民干公家活的积极性不太高,大量的时间弄自留地去了。那时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实行“人七劳三”的分配制,即人头占粮食配额的70%,劳动只占30%,老百姓说苦干一天,不如生一个肉蛋。肉蛋就是小孩,因为多生一个小孩就多一份人头粮。
不过,既是“国策顾问”又是“商人”的双重身份,造成了任志强学术研究上的模糊地带。我问任志强:“你本身是个开发商,你的发言和文章是否带有开发商的利益呢?”任志强反问我:“开发商为什么不能带有自己的利益?你的概念错了,如果我仅仅站在开发商的利益角度看问题,政府是无法接受的。我们更多是从民众的利益出发,政府才有可能接受。恰恰是不能从开发商的角度出发才能解决社会问题。”
任志强在商人与学者之间左右摇摆。黄怒波说:“我觉得他做学者可能比做商人的角色更清晰一点。因为做商人,得把公司做大。在这个方面,他比不上万科,或者后来的好多公司。当然他又是国企,这个身份就更怪。纯做学者,也没什么意思。任志强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值得尊敬的一个人。我也不希望他改变,改变就不是任志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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