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特别是经过约有三分之一的东京人参加的那次激荡人心、震惊天地的伏阙上书以来，东京人变得很多了。他们变得深沉了，不再追求虚荣的享受和轻佻的生活。他们带着密切的关注注意国家大事，他们懂得现在两河地区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要关系他们的国家、家庭和个人的生死存亡，而不再象过去那样把战争和政潮当作好玩的节目，从旁观者的角度为它叫好助威，或者吆喝着希望把他们不喜欢的一方击败。他们谴责或赞美政府的官员、也不再从一时的好恶出发，而形成一个严格的标准，凡是削弱或涣散了抗金力量的人都是坏的，反之就是好的。这个标准本来已树立在每人心里，而经过宣德门事件以后，它的应用更加普遍化和明确化了。

总之，东京人是变了，变得更沉着和更成熟了，他们好象从一个小孩变成为已有相当阅历，经得起考验的成年人。

不幸的是，这大半年来，一切发生的事，都与他们的主观愿观相反。局势好象沿着一条狭窄的轨道急骤飞驰，眼看距离终点已经不远。终点将是一声飞雷，把大地上的一切炸成灰尘，炸成齑粉。他们虽然怀着无限焦急，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阻挡那在轨道上飞驰而来的大灾祸。城市居民虽然热血沸腾，爱国情切，值得称赞。但当他们还没有被良好的领导者组织起来时，却处于无拳无勇的状态，没有多少办法来改变国家的厄运。

太学里的三家村，这块牌仍然存在，但内容已非，因为参加的成员和地点都有所改变了。三家村的中心人物，也是宣德门伏阙上书的领导者陈东，在上书以后，奸臣们迫害百端，实际上已被开封府监视起来。有人劝他应种师道、李纲之辟，投笔从戎，一方面也为了高飞避祸。他说：当初伏阙上书，请官家复用种、李，为的是急国家之急，岂为自己留一条避祸的后路？朝议要惩办“首祸”，他听之任之，不愿意离开东京一步。后来渊圣皇帝再次肯定“太学生伏阙，乃是忠义所激”，并赐陈东同进士出身，补迪功郎。官场上是势利的，一部份朝臣看到圣眷甚隆，顿时换了一副面目，要想收他为门生，替自己风光风光。他这才想到要回到镇江去省视带病的老母，暂离京师以避“福”。他倒不是害怕短时间的福气会给他带来长久的祸患，凡是深明老庄之道的士人都知道祸福相倚的道理，陈东却不是老庄一流，他是真正害怕被人拉进官场去鬼混，这是一个天生的在野派，永远不知道怎样做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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