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有两名胆大包天的杂剧演员在宫廷的红氍毹上演出一出政治讽刺剧。

上台的一名大将，丢失头盔，露出满头发髻，弃甲曳兵而走，另一名显然是他的随从，追上了他，告诉他追兵已远。两人坐下来。随从替主人整理衣甲，作数髻状，忽然惊呼道：

“大王的发髻如何少了一个？小人数来数去，只剩三十五髻，还有一髻哪里去也？”

“走也！”

“走往哪里去了？”

“你这个蠢汉，岂不闻‘三十六计（计，髻同音），走为上计。’那走掉的一个上髻随着官家往南方去也。”

当时力劝官家逃往南方的童贯固然已经明正典刑，不但发髻，这颗头颅也被砍掉了。不过逃往南方的太上皇这时又回到东京，入居龙德宫。投鼠忌器，骂了童贯，岂不连带涉及太上？其实当时要逃走的不仅太上、童贯，还有许多大臣，都是要逃的。就连渊圣皇帝也一度动摇，要想“西狩”。就算渊圣宽厚，那些力劝渊圣“西狩”的大臣，现在仍居高位，他们直接看到或间接听到这出讽刺剧的，对两名演员，岂肯善罢甘休？要不把这两名演员问个“指斥乘舆、诋毁大臣”的非名，充军发配到沙门岛去才是怪事哩！

其实把太上皇之南走完全归咎于童贯的劝告，那也有失公允。官家听到边境的警报后，加上金使的恐吓，早就萌生南逃之念了，童贯不过是投其所好而已，不能说完全出自他的怂恿。

官家最早接到的噩耗是蔡靖在十一月底上报蓟州失守、傅察殉节的奏章，接着金廷派来两名使者，大言“要与赵官家说话则个”。这时当朝太宰白时中、少宰李邦彦不敢引见，自己在政事堂尚书省厅事与他们厮见。刚刚就位，金使就出不逊之言，指斥南朝违盟背德，还是老一套的话头，接着大发雷霆，说“大皇帝（金太宗）煞是发怒，命太子郎君与国相两路而入，吊民伐罪，你们如何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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