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因为前线暂时失利而引起的政治风波似乎已有平息之势。只有那些不识时务的太学生还在继续发表议论，继续上万言书，调子越唱越高，痛斥朝野的权奸们。大有非让官家把他们全部逐出朝廷，革职办罪，流配到远恶小州去决不罢休之意。

太学生并非都是纯洁的羔羊，他们同样有阶级的根源，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他们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同舍、同科、同乡、朋友、亲戚之谊，因而联系着从个人到各种关系人的利害上的考虑。只不过他们涉世较浅，冲动的劲头较大，又不是现任官吏，利害得失的考虑比较间接、比较少些而已。太学生虽然拥有左右社会舆论的力量，他们也并不都是先知者。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真相没有大白以前，他们的议论是摇摆不定的，有时是哗众取宠的，有时也是非常错误的。但是等到真相完全暴露（主要从两派相互的攻讦中揭露出来），形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一部分太学生的纯洁性还没有完全在个人利害的泥坑中打过滚，他们这才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分析和比较正确的认识，开始有了所谓“清议”。譬如说把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朝政的窳腐，力主惩办那些应当负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的权奸们，这些议论的确反映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意见，因而受到广泛的支持。他们的诛伐往往很大胆，敢于指名道姓地触犯权贵们。从他们的《万言书》中披沙淘金，确实可以拣出一部分很精彩的言论。

在这段时期中，太学生左一个“贼臣误国”，右一个“奸党可诛”，朝野为之侧目。也使身为太学正、直接负有管教学生之责的秦桧感到十分不安，有时简直是非常狼狈。他必须阻遏住太学生的议论，才保得牢自己的饭碗。但是“清议”也是一种社会力量，有时也是进入高级仕宦之门的敲门砖，靠“清议”吃饭，用它来做到八座九卿的也不乏其人。譬如王黼本人就是太学生出身，也曾上过几次《万言书》，因此，他的同舍生汪藻还给他题上一个“花木瓜”的雅号，讥笑他中看不中吃。得罪了清议，其后果不堪设想。执政大臣们尚且有所顾忌，不敢出之以公开的高压手段，他一个小小的学正又顶得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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