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2005年。

这一年，在当地各种政府文件里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关键词：“行政问责制”。有人把2005年称为山西的“问责年”。

记得还是这一年开始，山西产煤区坑下矿难事故频频发生，受此影响，诸多地方官员因此相继被“问”倒在地。据了解，在几年来，山西因煤矿安全问题而在问责风暴中被“问”倒在地的地方官员多达近百人。于是，“晋官难当”的传言由此而起。

一块深埋地下的黑煤，竟然决定着地面煤官的仕途官运，这似乎是山西煤政经济社会的基本“标志特征”。

山西大同市政府一位公务员表示：“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当太平官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细究起来，引发这场影响官员仕途前程的问责风暴源头对山西人来说，正是煤炭生产过程中早已司空见惯的“寻常事”——矿难。

我们在此不妨以“煤炭大市”临汾为例。

临汾的传统支柱产业是煤、焦、铁，在矿业秩序混乱时，当地大规模的采掘所留下的隐患非常多，所以出现事故的“概率”就要高于其它地方。所以，相对来说，在这里为官的“风险系数”就要大。

至此，面对地方官因安全事故被“问”倒在地的现实，人们开始更多地理性思考：难道煤炭生产与安全事故真的是一对无法拆分的“孪生兄弟”吗？

有人说，山西要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要满足发达地区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加之山西自身发展对煤炭的过度倚赖，所以说，山西煤，还是要挖，这是必须的。但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又决定了事故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这确实是一对现实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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