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中华大地，呈现出愈益复杂的形势。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在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后，已经踏进我华北河山，亡国的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大旗，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且在陕甘宁边区率先实行新的政策、策略；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带动了全国，神州上下，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斗争空前高涨；而国民党、蒋介石却继续与人民为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围剿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和抗日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说服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蒋介石被迫承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条件后，促成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

“西安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这一事变发生在西安也决非偶然。除了各种客观形势的影响以外，党在陕西有长期斗争的基础，则是一个重要原因。陕西省委虽然在1933年和1935年遭到过两次大的破坏，但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党的组织和党员依然存在。在杨虎城、张学良的部队中，有党的组织和许多党员在坚持不懈地做地下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前，红军就分别与西北军、东北军达成了停战协议。

“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为适应新的斗争需要，决定重建陕西省委，急电在三边任特委书记的贾拓夫即返回延安，随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罗瑞卿、李克农等人一起，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直飞西安。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当天，博古代表党中央宣布成立陕西省委，任命贾拓夫为省委书记，欧阳钦、李一氓、张德生分别为军事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西安市委书记；以后，汪锋、赵伯平、朱理治、惠子俊、潘自力、彭加伦、崔廷儒、危拱之等人先后参加了陕西省委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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