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美国避见记者，除了考虑安全问题——不愿行踪见报，也由于考虑到海外对他颇有微词。

海外的评论属“参考消息”，主要是认为胡乔木“左”。

平心而论，胡乔木自庐山会议起，曾对“左”有所批判。也正因为这样，他在“文革”中才会遭到那些“左”派们的批判。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5年复出，与邓小平一起大力整顿、纠“左”。此后，他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彻底否定“文革”、批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并非“左”派，他下了大力克服毛泽东晚年严重的“左”的迷误。

然而，他毕竟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他。即便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左”的影子也不时困扰着他。

另外，如胡耀邦1985年5月10日跟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谈及胡乔木时，这么说及：“人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胡乔木同志算他缺点的话，那就是由于长期工作在毛主席的身边，到基层的时间少了些，在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还不太充分。我自己也不行！”

胡乔木自己也有所感。1982年2月，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

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

1992年8月，在他离世前不久，他在病榻上写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赠谷羽》。在这首诗中，他向妻子道出了晚年的心声：

白头翁念白头婆，一日不见如三秋。

五十馀年共风雨，小别数日费消磨。

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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