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准了的事，不避风险也要说。陈云提出为渡过困难需要“分田到户”，却受到了严厉批评和冷遇工业调整有办法了，农业调整也需要想办法。农业生产受“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是最大的，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陈云给予农业问题以极大关注。粮食危机的救急办法只可应付一时，要走出困境，还是要想办法增加粮食产量。

前几年粮食减产，到底是什么原因？谁都不敢找“大跃进”的问题，就归因于自然灾害。陈云不同意这种说法。1961年刚重新工作，他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有人说去年因灾减产1200亿斤，我不信。李先念说是500亿斤，我计算顶多360亿斤。我跑了几个省，印象是北方几个省主要是因灾减产，而浙江、江苏、广东则不是，浙江农民就不承认有灾。搞平均主义，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看法肯定会有人抵制。因此，陈云最初考虑较多的，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他认为，发展化工和水利事业，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其中发展化肥是农业增产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年产100万吨化肥，只要10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300万吨即60亿斤。同样增产这么多粮食，用开荒的办法，需要投资15亿元开3000万亩土地。

农业生产遭破坏，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公社化”运动严重脱离农业生产力实际，在生产关系上冒进，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高指标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能不赶快解决。陈云一直认为，搞好粮食生产，首要的是解决政策问题。1961年5月，陈云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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