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懋功之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至少他看到了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损耗，看到了一方面军人、枪不如四方面军的事实，看到了自己因兵肥马壮而拥有的身份。

回到杂谷脑（今四川理县）四方面军总部，张国焘信心倍增，他觉得他有资格向中央提出组织问题。

7月1日，张国焘致电朱、周、毛、王、洛甫，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顿时，北上、南下战略方针之争转变成了一场权力之争。

陈昌浩和张国焘密切配合，你帮我喊，我帮你要，互唱双簧。

7月6日，张国焘向正在四方面军中慰问的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第一次透露了他“组织问题”的要求，“徐（向前）为副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朱德，赤裸裸地提出了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的要挟，扬言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张国焘伸手要权，要求改组军委的野心，激起了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的义愤。相比之下，毛泽东却要宽宏大量得多：“我们在北上的原则上是决不能让步的，但是张国焘手下有四个军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举行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会上，周恩来顾全大局，主动提出愿把红军总政委一职让出，张闻天怕周恩来受委屈，争着要由自己把总书记的职位让出来。

关键时刻，毛泽东一锤定音，把总政委一职送给张国焘。

当时，许多人对毛泽东如此决策不甚理解，连张国焘也觉得战争时期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要比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含金量高得多。他春风得意，以为占了便宜。后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另立“中央”，毛泽东将伪中央、分裂主义的帽子给他戴上之后，人们才真正体会到毛泽东此举所包含着的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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