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康生小试身手，还兴致勃勃推广他的“抢救经验”时，中共中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43年7月1日，经历过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毛泽东给康生写信，指出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是：

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严禁“逼、供、信”。但康生未执行。

任弼时通过了解情况，发现“逼、供、信”严重，及时向毛泽东反映，并提议必须立即制止事态的发展。

一直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于7月16日回到延安，目睹康生所为，郑重地说：截止1943年，国民党党员有一百几十万，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主要是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绝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何况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在1937年和1938年来的。那种认为80%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的看法应予以否定。而四川党的情况我是清楚的，从来没听说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

8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防奸正确路线制定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但此时，由于蒋介石正增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在黑云压城的形势下，毛泽东对边区敌情的估计还是较严重，并认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未马上采取措施彻底扭转事态。

10月9日，毛泽东在看了绥德反奸斗争大会的材料后，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肃反方针，对扩大化的抢救运动进行紧急刹车。

1943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审查的人逐个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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