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决好张国焘的路线问题，王明又回国了。如前所述，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最高机构的领导成员之一，有“援助中共中央”的使命，加上“的确想当大王，逻辑上得出的就是必然反毛”。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

但是此时共产国际对与各国支部的关系的观念有所转变。在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共产国际很难再实行统一领导。

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指出：“考虑到莫斯科要在一切问题上有效地领导处于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共产国际的65个支部，是不可能的。”在1935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会上，明确提出反对宗派主义、清谈主义、教条主义、书呆子、引证专家等倾向，要求干部做到“在复杂环境中独立把握方向”。这种思想的确定对毛泽东大大有利。

同时，1935年以后，中共加强了与国际多渠道的联系，关于毛泽东的正面信息源源不断地传递到莫斯科。如1935年5月陈云去苏联汇报红军长征初期情况和遵义会议有关情况；1935年1月回国的林育英（张浩）不断报告解决张国焘分裂主义事件的情况；1936年春共产国际派刘长胜携带电讯密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可以及时汇报中共的重大问题；1936年底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向斯大林等汇报中共及红军的情况；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汇报抗日方针。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根据掌握的情况，在专门讨论中共的方针政策问题时，作出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定。这才有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批评王明错误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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