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苦农民受压迫太深，他们的身上压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头上悬着地租、赋税、杂捐等数把利刃。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湘赣边界的贫苦农民亦不例外。

例如，“永新农民大部分是佃农和半自耕农，租率之重甲于西南各县”；土豪劣绅“在正税之下增加许多附税以剥削农民”，甚至搞出了一个“结婚税”。

许多地方的苛捐杂税已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什么“牛捐、鸡捐、狗捐、门牌捐等”，不仅工农群众反对，甚至连一般的商人也非常地厌烦。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井冈山的斗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时，受剥削、受压迫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

江西省委在1928年4月1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永新的农民：“在毛（泽东）军与七十九团抗战之中，农民都是蠢蠢欲动，无奈反动的武装压迫太严，党的组织全无，是以未能实行爆发斗争。据西南的同志报告：永新只要党有相当基础，在反土豪劣绅，打AB团的口号之下，可以马上号召10万左右的农民行动。这话是否是吹牛，但在报告中总可以知道永新农民潜伏待发斗争的形势。”

湘南暴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席卷20余个县，组织起了起义队伍1万余人。当起义失败，不得不往井冈山转移时，竟出现万余人的庞大队伍朝井冈山进发的壮观景象。

曾志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湘南农军奔赴井冈山的情形：“许多干部家属看到大部分部队仓忙开走，害怕自己留在家乡会被敌人杀害，于是丢下家门，牵儿带女，扶老携幼，不顾一切地跟在队伍后面，这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尚在襁褓中的婴孩；也有拄着拐棍白发苍苍的老妪；有提篮子的、背孩子的、担孩子的；有的梭镖上挑包袱、挑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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