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本来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但长征以前却接连遭到当时“左”倾领导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赣南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会后被剥夺了在中央苏区的党的领导权；宁都会议又受到错误批判，并被剥夺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以批“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头子“邓、毛、谢、古”为名，把一大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打下去，使各方面的工作受到极大损害。正如博古在中共七大时所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情况更加恶化。博古把他捧为“太上皇”，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权交给他，推行“左”倾“进攻路线”，在形势不利时又实行消极防御，完全抛弃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基本作战原则。他们先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当红军受控而陷于被动时，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命令红军“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同国民党军拼消耗，使红军处处被动挨打，使中央苏区越来越小；最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作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虽然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但只有极少人在秘密运作，没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讨论，使一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高级指挥官都并不清楚。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也是如此。当时正靠边站、挨批判的毛泽东坚持了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向中央提出到赣南省视察，很快得到批准。博古、李德曾打算不让毛泽东同中央红军一起转移。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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