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迫踏上长征路

1934年4月下旬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上报共产国际。不久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博古、李德等人仍未对转变战略方针作出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是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7军团北上、红6军团西进。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朱德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当日傍晚由瑞金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此时朱德总司令年近48岁，他身着旧灰军装，腰插一支小手枪，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按规定他可以配备担架和文件挑子，但为了节省人力，他只要了两匹马供乘用和驮行李文件。在长征中，他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驮乘伤病员。尽管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挫折，不少指战员踏上长征路时多有沮丧情绪，但身经百战的朱德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沿路谈笑风生地给大家讲故事，鼓舞大家的革命情绪。

博古、李德等人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时，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战略转移这样的事关中央红军前途命运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红军带着笨重的机器设备等物资，使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朱德尽管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但战略转移的主要领导权却掌握在博古、李德手中。朱德顾全大局，想方设法指挥部队，减少红军损失。仅10月23日这一天，由他本人签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达15件之多。他向各军团通报敌情，部署各部队的行军和作战。要求部队在行动时须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在大兵团集中运动与战备行军条件下，必须隐蔽露营，加强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及卫生救护和收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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