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奏

“左”倾对党的危害历历在目。20世纪30年代初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在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的把持下，仍然推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其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就是红军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中惨遭失败。但是坚持与“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的同志在这样极端严酷的形势下积极地为党寻找新的出路，挽救失败。

1934年的金秋十月，阴霾笼罩着江西红土大地，时任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南方战线粤赣军区司令、政委兼粤赣省委常委的何长工和赣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潘汉年，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要他们星夜兼程来瑞金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何、潘二人及其随员策马扬鞭疾速赶往瑞金，此时周恩来副主席正在焦急地等候。他们到达甫定，周副主席就说，广东“南天王”陈济棠电约我们进行秘密谈判。这是件大好事。

说起同粤军陈济棠的统战由来已久。这个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矛盾较深，曾三次通电反蒋。他利用我们在赣南粤北的武装力量作屏障阻蒋军入粤“拥兵自重”，并同我们苏区做买卖。此前红军领导人就同他有过接触。1934年5月，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顽强御敌，鏖战正酣，他在南方战线也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式，一度占领粤赣军区所属的筠门岭，曾派代表同我们进行过谈判，试作城下之盟。此前中央书记处已向共产国际通报，红军主力将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表示同意。当时，何长工、潘汉年尚在反“围剿”战斗第一线，并不十分清楚中央的真正意图和活动。通过与中央领导的交谈，方才略知同陈济棠进行统战谈判的意义。同时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兵力部署上“南轻北重”的道理。王明“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毛泽东基本上被排除在中央领导之外，其正确意见无法实施。但党和红军的危机日甚一日之际，毛泽东忧心忡忡，为挽救党与红军，为使革命斗争走出低谷而奔走，他几次来到南方战线何长工所在的粤赣军区。毛泽东既是何长工的领导又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战友，他们彻夜长谈，谈斗争形势，谈革命的未来，更谈到了同陈济棠的统战问题。所以在周恩来交待了同陈济棠谈判之前何长工心里有了些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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