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中，我们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当然也谈不上固定的后方，因此我们的伤病人员轻的随队伍走，重的只有寄在群众家里。

当部队到达黔北的时候，党的战略方针是由川南强渡长江，争取与四方面军汇合。在这一行动中，沿途寄留了不少的伤病员。

由于敌情的变化，此一战略决定没有能够实现，部队是由原途折回来了的。

有一天经过川、黔交界之猿猴地方，一个六十余的老婆婆站在路旁大声高叫：

“红军！红军！（贵州民众都称我们为红军）把你们这位哥子带回去，他的病已经好了！”接着她跑回家里领了一个青年来，她笑咪咪的把青年交给我们。她还很客气地说：“红军！对不起，你这位哥子在这里没有好招呼！请不要见怪呵！”她又跑到房里拿了五个鸡蛋、十多个包谷巴巴，送给我们青年同志。我们向她表示感谢，并送她几块钱。

她坚决不要，很慷慨地说：

“红军！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是为钱的呵！你们辛苦，都是为了我们乾人（穷人），帮助你们，是我们自己的事。假使是王家的人（即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人），我们尿也没有他吃。王家兵惩得我们好苦呵！”我们只好再三道谢和她分别了。我们走了很远，她还在站着望我们。

到达宿营地了，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员也一批一批的回来了，一个个吃的很肥很胖，军服是都换了，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我们开了一个茶话会，欢迎这些病愈归队的伤病员。

“你们这次在群众家里还好吗？”我们问。

“群众好得很。队伍过的第二天，民团就回来了。他们到处搜索，群众把我藏在一个放草的屋里，结果被民团搜出来了，团总马上就要拿我去杀。这家群众全家跪在团总面前求饶。他们假冒我是他们的儿子，痛哭流泪地苦苦哀求，结果团总也没办法，去了。我以后也能公开地在他家里住起来。他们一家人待我特别的好，天天总是弄点好菜给我吃，并请医生来，把我的病几天工夫就治好了。我走的时候，他们都不舍得，大家还流了眼泪呢！”我们一个青年干事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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