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为掩护,留在沈阳,虽然做不了情报工作,但我还开展了其他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
1948年2月,国民党东北当局,将沈阳各大学的学生集中到中正大学,强迫进行“冬训”。冬训班当局捏造有“共产党分子混入”的谣言,大肆逮捕学生。东北大学有几名进步学生被逮捕。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把他们保出来了。
1948年春,我军缩小对沈阳的包围圈。沈阳城内一些穷苦的山东同乡,因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我以山东同乡会理事的身份,提出以山东同乡会的名义,向同乡中的大户捐款,赈济失业同乡。我并暗地动员失业同乡,到解放区参加大生产运动。
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多次召集沈阳各报社的进步编辑和记者,开座谈会,讨论东北形势。并要求他们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和抓壮丁、拉民夫、抢征农民粮食等苛政。
1948年2月,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何英芬同志带着五个孩子去南京,营救李年同志。我给了她一些精神鼓励和一点物质帮助。同年4月,邢国彦同志的爱人生了一个男孩。她在沈阳的亲友很少,产前产后,我都给了她一些帮助。同年秋天,东北战争激烈,沈阳人心惶惶;铁路交通中断,很多人争购飞机票,飞往北平。我去看望邢国彦同志的爱人。她说:她也想去北平,但抱着孩子,带着很多行李,上下飞机有困难;到北平又没有住处。我出钱给她买了行李票,把两只装满衣服的大木箱托运到北平。然后她抱着孩子坐飞机到了北平,住在我家。王书鼐同志的爱人,在沈阳的亲友比较多;我也常去着望她,告诉她一些有关情况。她于1948年秋天,搭飞机去北平,住在她父亲家中。至此,被捕同志的家属,都已离开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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