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少年时代，有一种“科学救国”的思想，因此我选择了物理系。参加革命后，我的这种思想受到批判，但我想只讲科学，不许革命，固然不能救国；但只讲革命，不许科学，像我们这样科学落后的国家，也难以富强。我的思想就转变为“救国不忘科学”。所以我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时，还到沈阳医学院（现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教物理。

建国后，国家成立了情报总署，过去和我一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部分被分配到该署。一位领导同志也要我去情报总署工作。我想革命战争已经胜利，不需要很多情报人员了；建国刚刚开始，需要大批科技人材。因此，我没有去情报总署，而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物理。

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我担任理化教研室物理组组长。我一面教课，一面钻研业务。

我除编写了中国人民大学用的《物理学讲义》外；1954年我写了《实践论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启示》的论文，在中国人民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宣读。

1956年我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向日本扔了两个原子弹；1954年苏联建成原子能发电站；这是核物理学在战争与和平方面的具体应用。

当时在我国，核物理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除钱三强等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在国外做过核分裂实验外，国内尚无这方面的专门实验室；致力于核物理学研究的人，为数也不多。当时我对核物理学很感兴趣，我读了一些有关核物理学的书。结合我在煤炭工业部等单位所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我写了一篇介绍核物理学常识的文章，摘登在拙作《原子能常识问题解答》上。然而，我准备对核物理学进行研究的计划和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材的愿望，被打断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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