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重新复查，虽然已经查到了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民日报社的更正信；原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也写出证明材料，证明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歪曲了我的发言之后，我曾到党委会作了更正。但我被错划右派问题，并没有很快得到改正。我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继续上访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委，要求纠正不符合事实的“复查结论”。这一轮上访，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情和支持。

国务院参事李逸三同志，原是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1957年我在人民大学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时，他就坐在我的身旁，他还记得我发言的内容。他对有关方面迟迟不给我改正错划右派问题，很有意见。1981年夏天，李逸三同志以国务院参事身份，向国务院总理写了一份材料，汇报关于我被错划为右派的情况。这份材料经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转到北京市委。据说，市委一位领导同志在这份材料上指示：再议一议。市委又派专人往访聂真同志、李逸三同志，进行了调查。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领导、副校长张腾霄同志也主张对我的“复查结论”重新进行研究。

1982年3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派人给我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其主要内容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撤销1957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1978年10月起恢复原高教6级工资待遇”。

这个复查结论中只说，“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复查的结果如何？是否划错了？对这个本质的问题，复查结论中没有说明，这是一个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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