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陕西韩城县（会韩城市）人，生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自幼就是自求生存，自谋出路，9岁离开家庭，独立生活。20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苏联。在苏联有收获，也有苦闷。收获的是学了马列主义，学了知识，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苦闷的是想回祖国而不能，在国外一呆就是15年。

1940年初回到延安，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8年。后来由于康生的诬陷，蹲了13年监狱，加上“序”和“跋”，前后20年没有工作，也与世隔绝。1979年做了结论：“经13年审查，没有政治问题。”这时，我已是74岁高龄了，任以“顾问”，聊以安慰。今年88岁，我在祖国的有效年龄只有18岁。

18年是短暂的，但却是祖国天翻地覆的年代，是我国对世界发生巨大影响的年代，内容十分丰富。尤其是当年社会主义阵营中两位巨人——毛泽东、斯大林之间的交往，在许多场合，除了我们外，再没有人能够知道，因为他们的交往，需要我这个俄文翻译当桥梁。他们的言行与决策，无疑是影响到历史进程的，也都是珍贵的史实。今人和后人研究这段历史，都是重要的依据。

太阳有黑点，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也还有康生这样的孽瘴；历史向前发展的巨大洪流，也有局部的逆流和漩涡。这都是历史的客观事实。承认历史，研究历史，为的是今天和未来。科学的态度，首先是实事求是！

在监狱里13年，我把自己一生的经历，想过无数遍。出狱后，胡耀邦同志又指示派人帮我整理回忆录。整理成上百万字的文字材料，全部交到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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