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地地道道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地地道道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嗽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远望去，只有凡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布，屈辱、悲哀、愤懑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留在心头！

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恩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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