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去了手上的油腻，结束了炊事员生涯，迎着寒风，他离开“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民族学院。原本胖得有两个下巴的他，此时双颊如同用刀削过一样一般清瘦。

他每天清早，拎着菜篮子去买菜。回家之后，洗衣服，烧饭，带外孙……

那是一九七二年，六十二岁的他已经超过了退休的年龄，像偃了旗，息了鼓，在酷寒中处于冬眠状态。

忽地，“军代表”找他，拉长着脸，一望而知大事不妙。以为是有什么“外调”或者审问。还好，只是当面交给他一个邮包，已经拆封。

那是从美国寄来的。

他捧着邮包急急回到家中，打开一看，厚厚的英文打字稿。

那是一个名叫戴维？阿古什大学的研究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那厚厚的英文打字稿，便是他的博士论文初稿。

论文的标题是：

《FeiXiaoTong and Sociology Revolutionary China》

这个标题使人吓了一跳：《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当时，头上扣着“牛鬼蛇神”、“大右派”之类大帽子的那位老人，正是费孝通教授。

后来，费孝通在一九八三年第三期《读书》杂志上发表《我看人人看我》一文，曾真实地写及他当年的心境：

“一九七二年我结束了干校生活，返京后不久，费正清夫妇（引者注：费正清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来华访问，约我见面。当时中央民族学院领导叮嘱我不得用英语交谈。来客也就领会了我当时的处境，交谈中没有提到阿古什写我的传记事。不久我收到中央民族学院领导叫人交来了一个从美国寄来的邮包，面上并没有我的名字。打开一看就是这本传记初稿打字本。当时我的心情凡是受过相同经历的人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树碑立传’，罪恶滔天，何况又是出于洋人之笔，其祸大矣。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阵，没有人来追究，总算混了过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敢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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