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国上上下下议论“早春”之际，在北京却不见费孝通的身影，报刊上也不见费孝通的文章。

费孝通哪里去了呢？

如他自述：

“四月十七日离京，二十四日下乡，五月十五日回到苏州。路上和乡间不容易看到北京和上海的报纸。到了城里才坐下补看。在这一叠旧报里，也有不少提到我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早春天气》……”①

原来，他下乡去了！这个“乡”，便是开弦弓。他，已经二十一年没有去这个小村子。

他来到苏州，依然请求姐姐费达生陪他前往开弦弓。这时的费达生已经是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他们依然坐了一条小船，迎着春风，小船驶向小村开弦弓。那里的面貌，与二十一年前已大不相同。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开弦弓已是一派新的景象。

费孝通埋头于社会调查。二十多天的调查，得到了丰富的新的材料，他写出了三篇《重访江村》文章，寄给北京《新观察》杂志（《新观察》）刊出了其中的两篇。由于后来开始反右派，第三篇夭折了。一九八四年第二期《新观察》发表了余广彤的《费孝通和他的姐姐费达生》，补述了费孝通重访开弦弓的情景）。

费孝通在苏州看到报上许许多多谈论“天气”的文章之后，又引出一番感想，竟写下了那篇《早春》的续篇——《〈早春〉前后》，费孝通很详细地谈了自己写《早春》一文的经过。今天看来，这段文字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二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头汇报，谈我离京半年中在各地看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冒起来了，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揭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列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但是，我接着说，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敞，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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