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号召“放”，党中央号召“放”，《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放”，全国上上下下从“乍暖乍寒”的“早春”中走出来。进入一九五七年四月，全国沉浸在“放”的氛围之中。《人民日报》除了频频发表社论鼓励之外，同时连篇累牍报导各地、各界大“放”特“放”的“新气象”。

跟得最紧的，莫过于上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曾有过“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如今，许多批判文章涉及到此公时，不便道姓，常以“上海的那个‘好学生’”代之——读者谁都明白指的是谁。

柯庆施有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他又叫“柯怪”、“柯怪君”。此人资历颇深，早在一九二零年，十八岁的他便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此后历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他是安徽歙县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攻下南京之后，他成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不久，又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是陈毅，他又同时兼任中共华东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后来，陈毅调往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柯庆施调到上海接替陈毅。

柯庆施此人颇“左”。他的“名言”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讨论个人崇拜问题时说的一句话：“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①柯庆施后来越发“左”了，为在上海写作、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了大力，为发动“文革”出了大力。只是他在“文革”前夕——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猝然病逝，所以他未能卷入那场中国历史上的大浩劫，尚未陷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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