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择了六月八日作为对右派实行总反攻的日子，除了由于六月六日卢郁文在会议上公布了匿名信，而且在六月六日发生的另外两件事，使毛泽东感到了形势的紧迫——六月六日是多事之日。

就在六月六日，毛泽东对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作了批示：

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

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毛泽东

六月六日

这份简报是陆定一在六月五日专门报送毛泽东的。陆定一还为此写了一信给毛泽东。毛泽东阅毕，就在陆定一的信上写了这一批示。

简报是反映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油印散发后，在学生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篇文章称，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关注这一简报反映的动向，加紧了反击右派的部署。

也是在六月六日这一天，发生了“六六六事件”。请不要误会，这“六六六”不是农药，而是“六月六日这天章伯钧召开了北京六教授会议”。

这“六教授”是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

此外，还邀了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以及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闵刚侯。

这“六教授会议”是六月六日上午十时，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由章伯钧紧急召开的。

后来，据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光明日报》所载章伯钧被迫所作的交代称：六月五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三教授前来他家，说是大学里学生闹风潮。钱伟长说清华大学的情况很严重。他们研究民盟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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