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声中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是一次非同往常的会议。由于那些着名“右派”们大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因此这次大会也就成了“反右派”的战场。

在大会上发言批判“右派”，最为激烈的要算吴晗。

本来，“反右派”锣鼓一敲响，一马当先的便是吴晗。在大会上，吴晗又作了题为《控诉章伯钧、罗隆基的罪恶活动》的发言，那火力之猛是罕见的。

吴晗高呼“我愤恨，我控诉”，踏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一开始，吴晗这样说道：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从一九四六年起就负责北京民盟地方组织的工作。我代表我自己和北京市绝大多数盟员，控诉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异工同曲，互相呼应，妄想钻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实际是美国式的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也是反对民盟的多数盟员的。我愤恨，我控诉。

吴晗说出了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和罗隆基矛盾的由来：

一九五一年罗隆基替现在人所共知的右派健将陈新桂竞选民盟北京市委，请清华盟员教授吃饭，要他们投陈新桂的票，饭吃了，票没有投，落了空。又想法从市民盟拉人出去，请我们的三个脱产干部吃饭，说只要北京民盟和中央（罗）合作，民盟的事情就好办了，饭吃了，三个干部回来告诉了组织，妙计又落了空。章伯钧在一九五一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只要我们俩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就越发仇视、敌视我们，无论我们作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民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像是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样也称不了这两个要改嫁的恶婆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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