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极右派”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对象。

那个称《人民日报》为“盛锡福帽庄”的陈新桂，被列入了“极右派”的名单。尤其是吴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揭露了罗隆基曾力荐陈新桂主持民盟北京市委的工作，使陈新桂与罗隆基的密切关系更引人注目。

笔者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采访陈新桂先生时，他说及一九五七年的灾难时，老泪纵横，心境百般痛楚……

陈新桂对笔者说：“一九五七年，八个民主党派中，‘右派’大约九千多人，民盟是最惨的，‘右派分子’竟达四千多，占八个民主党派中的一半！民盟中央委员中，五分之二以上，被打成‘右派’！民盟如此之惨，就是因为出了所谓的‘章罗联盟’，诛连了很多很多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其实，大鸣大放是中共号召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鸣放座谈会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的。在那些日子里，李维汉三天两头向毛泽东作汇报鸣放情况……”

笔者查到一篇题为《驳陈新桂》的文章，作者为千家驹先生。千先生当时是以“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对曾经在该院进行学习的陈新桂提出批判。

千家驹先生的《驳陈新桂》发表于七月十四日的《文汇报》。文章指出：

陈新桂最大的错误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专政混淆起来，共产党专政的说法是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所谓共产党专政，就是共产党员对非共产党员的专政，在工人中，共产党员工人对非共产党员工人的专政。马列主义中那儿有这一条？陈新桂学习了马列主义后，居然以资产阶级的话来诬蔑我们，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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