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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文学劫难 姚雪垠成为武汉的“大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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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上海是作家群集之处,“右派”也当然群集。

在北京和上海之外的作家之中,除了四川的流沙河“‘右’名震全国”,那就要算湖北作家姚雪垠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

《资产阶级文艺复辟的道路不通姚雪垠的狂想破灭作协武汉分会揭穿了这个右派分子的一贯反动本质》

报导说,“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八月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了七次座谈会,揭发和批判了姚雪垠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

批判姚雪垠,跟批判刘绍棠颇为相似,“要害”也是关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需要“发展”的问题:

姚雪垠首先用所谓“发展”的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来否定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许多真理也要跟着发展。”并歪曲地说,“今天除了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外,也提到为知识分子服务。这就是发展。”企图偷天换日地以“为知识分子服务”来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他诬蔑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是“原地踏步走,背诵去年的皇历。”姚雪垠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正确原则为“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死的”,一个“总原则”而已,说“如果有人企图拿着一个总原则认为是找到了万能的钥匙,随便使用,他难免不跌进教条主义的泥坑。”从这一根本的反动前提出发,他把党对文学事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诬蔑为教条主义的统治。说什么教条主义“上有领导,下有群众,性的感冒,散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缩手缩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是,姚雪垠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进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张代替党的文艺方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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