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群上了年岁的灰蒙蒙的楼房之中，矗立着一幢新的教授楼。一九九零年夏日，我来到那里。叩门之后，许久才发现有人慢吞吞地前来开门。站在我面前的步履蹒跚、满头飞霜的长者，正是葛佩琦。虽然他视力不佳，却也认出我来了，紧紧拉着我的手，领我进屋。

他告诉我，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离开了那住了十年的陋室。他的新居是两间平房，二十九平方米，算是改善了些。

如今，他住进新盖的教授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迁入。虽然他依然独自一人，却有四十二平方米的宽敞住房。

从山西的监牢，到北京八平方米小屋，到二十九平方米平房，直至今日四十二平方米教授新居，这十分形象地勾画出葛佩琦的境遇的逐步改善。

葛佩琦拿出一大叠手稿给我看。

“这是我的回忆录，书名暂定为《艰苦奋斗六十年》。”葛佩琦对我说，“自从你的报告文学发表之后，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纷纷劝我写一写回忆录。本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开始着手写，写了十万字……”

葛佩琦说，他的回忆录主要是写史实，几乎不加个人的评论。他以为，他只做了“小小的事”。写下他的所见所闻，为后人留下一点史料。

我翻阅着他的回忆录，内中有关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回忆。当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过去的历史是红色的。他早在一九三八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三八式”的革命老干部。

正因为他是红色的布尔什维克，所以他能够写出回忆自己革命经历的《艰苦奋斗六十年》。虽然内中也写及“历史的误会”，但是他着眼于希望后人从中汲取教训，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这类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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