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笔者刚刚采访了沙文汉夫人陈修良，翌日，家里响起了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他消瘦，一头白发，说是已经把《反右派始末》一书看了两遍，打听到我的地址，所以前来寻访。

我请他在客厅坐下。他说自己当年是“右派分子”，吃了二十年的苦，现在看了《反右派始末》一书，才恍然大悟。

他说，书中引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全文。他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个《通知》。他是一个工人，按照中共中央这一文件的规定，在工人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可是，他却在这一文件下达后的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划为“右派分子”！

他长叹一口气，如果在当时他看到这一《通知》，那就不会吃那么多年的苦头了！

他说自己在中国的“右派分子”之中，占有两个“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一个工人；

二是最晚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已经宣布结束，连“反右派补课”都已经“补”过了，已经开始进入“大跃进”运动了。他却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我对他说，你所说的两个“最”，也只是相对而言。比你更“小”、比你更“晚”的“右派分子”，一定还会有。

他说，看了《反右派始末》一书，书中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们相比，本来不足为道。但是，由于他沾了两个“最”的光，所以可否在《反右派始末》一书修订再版时，把他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写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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