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笔者刚刚采访了沙文汉夫人陈修良,翌日,家里响起了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他消瘦,一头白发,说是已经把《反右派始末》一书看了两遍,打听到我的地址,所以前来寻访。
我请他在客厅坐下。他说自己当年是“右派分子”,吃了二十年的苦,现在看了《反右派始末》一书,才恍然大悟。
他说,书中引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全文。他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个《通知》。他是一个工人,按照中共中央这一文件的规定,在工人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可是,他却在这一文件下达后的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划为“右派分子”!
他长叹一口气,如果在当时他看到这一《通知》,那就不会吃那么多年的苦头了!
他说自己在中国的“右派分子”之中,占有两个“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一个工人;
二是最晚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已经宣布结束,连“反右派补课”都已经“补”过了,已经开始进入“大跃进”运动了。他却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我对他说,你所说的两个“最”,也只是相对而言。比你更“小”、比你更“晚”的“右派分子”,一定还会有。
他说,看了《反右派始末》一书,书中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们相比,本来不足为道。但是,由于他沾了两个“最”的光,所以可否在《反右派始末》一书修订再版时,把他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写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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