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主任委员、当年所谓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潘大逵之子潘必纯先生，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之后，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日给笔者来信：

“从你的书中知道你曾在一九八四年走访过我父亲。父亲已于一九九一年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老人家将他的一生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叫《风雨九十年》。该书由成都出版社出版。我想，也许对你有用，故寄一本与你，留作纪念。

“我也是你的忠实读者。感谢你为一九五七年蒙冤受屈的知识分子仗义直言。”

笔者细读了潘大逵先生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内中这么谈及他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而且写及章乃器面对“批判”的坦荡和磊落：

“这次人大的小组会议，一开始就进行反右，朱德同志编在我们四川小组。我们小组内当时有右派二人，章乃器是首要，我则次之。初先大家向章集中火力，章都毫不介意地以极简短的语言报之，以‘诬蔑’、‘改造’、‘卑鄙’一类词汇向对方予以反击；别人提出的指责，他既不加以辩护，也不作出回答。他的强项，我还暗自佩服称赞。记得朱德同志在休息时，曾问他受得了么？他回答说：‘没有什么’。

“可是一轮到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本来是莫须有的事情，却越辩越辩不清，有的批评我的检查是‘进一步、退两步’（以后在四川的批判会上，有的说我的检讨与旧社会的惯犯‘滚案’差不多）。一位名历史学家，也与我同在一组，当我某次检讨不禁泪随声下时，他把我的流泪当作辫子来抓，指着我说：‘你想软化斗争！’这种非常尖锐、十分刻薄的批评，我真有点接受不了。但一散会，他又特来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原谅他刚才讲的有些过分的话，这更令我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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