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龙先生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来信自述：

四十年前震惊中外的反右派斗争，把我这个年方二十四岁“最可爱的人”推进“最可恨的人”行列中去，接着又推入了一条充满屈辱和磨难的坎坷人生的绝路上去，便将我一棒击倒地上。当我苏醒过来时，我一切都完了，被极左派打成一个反党右派，这简直使我蒙受天大的冤枉。

我是个军人，提着自己脑袋流亡天涯。在同公安机关周旋二十年中，我始终不知自己这是犯了什么罪？原先公安机关将我抓捕入狱后，狱方把我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分子，我问自己这究竟又是犯了什么罪？狱方在军警林立的审训中，再次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只好向狱方说了一句话：“一没偷，二没抢，三又没有参加国民党，只是向领导提了一条工作意见，左派就说我是个反党右派和反革命分子。”

《文汇报》记者杨重野竟被判刑十五年

杨重野先生原是上海《文汇报》记者。在一九五七年，《文汇报》是“重灾户”。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杨重野先生从北京给笔者来信：

反右斗争时，我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记者，首当其冲。人民日报对我有专文批判（文汇报就不说了），新华社发过通稿。后来被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五年，这在新闻界中也属罕见（文汇报是重点批判对象，记者中判刑、劳改的不少，但判刑十五年的仅我一人）。十五年服刑期，一天没少，刑满后送回原籍作为四类分子继续改造。到一九七八年，我被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也满了。北京中级法院通知当地政府恢复我的公民权。当地派出所不同意，我上访到沈阳省公安厅，答复是，你现在是在公安部门管制，是否要“摘帽”得由公安部门来决定。好像那时候对待劳改分子法院与公安部门是两种制度，因此我的四类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一九七九年年底，正式宣布“改正”才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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