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邱中鲁先生一九九六年九月八日来信：

看了大作，我潸然泪下。我是当年定为“情节一般，态度特别恶劣的党内右派分子”，去找柯庆施要求个实事求是，被逮捕送劳动教养。因为是顽固分子，我们这一批约三千人送到甘肃河西走廊，世界风库安西县，昌马河水库工程，劳动教养，去了一个月后就开始“死”，五个月后送到海拔三千七百九十公尺，八百里无人烟的公婆泉，花三百八十万炼了一万五千斤硫子，下马后调到边湾农场。死，死，死，死到一九六二年春节，剩余侥幸活下来的“移民就食”送到新疆。我年年月月写信申诉，到过北京六部口中央统战部，我家破人亡，妻离（没有孩子）……

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是“右派”！我的右派顺序是“戴帽右派”，“摘帽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右派”，再“戴帽右派”，再“摘帽右派”，再“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右派”，“错划右派”，到“改正右派”。只是换了几个不同的叫法。

我认为，“右派分子”五十多万，只有五个“没有改正”，运动值得搞那么大？见诸文件的是一九八二年关于清理右派的总结：右派五十五万多，中右及反社会主义分子三十一点七万，经过复查剩下不到三千。冤枉二千多人搞一个右派，反右运动的正确在哪里？

我是贫农的子弟，上过四年小学，在济南学过三年徒。学徒期间参加了八路军的一个组织，搜集情报，购买当时的违禁品，坐过日本监狱。一九四二年参加八路军，我部打到上海（二十六军），我负伤住院，后部队赴朝，我留在上海公安局当过所长，第一中级法院代审判员。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复查鹰厦铁路和大伙房水库的劳改犯时，我被说成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在反右运动中，我因拒不承认这些罪名而被划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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