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整顿形成全方位的发展态势。邓小平进行整顿，本来是按照毛泽东说的“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文艺要调整”等指示办的，有些领域的整顿，如文艺调整，还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批示下启动的。但是，整顿的深入，不能不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这种深刻的矛盾终于在1975年11月爆发了。

1975年全面整顿的成效是明显的。整顿开始后，一些地区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实现了周恩来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长期依靠租用外轮的被动局面的夙愿。

整顿的成效和形势的好转，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看到了希望。当年9月20日，患癌症已到晚期的周恩来在手术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整顿进一步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觉醒。对“文化大革命”抱怀疑态度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国家命运与自己肩负的责任联系起来。

整顿中，不仅出现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的大字报、诗人郭小川的万言书，还在8月出现了来自四川雅安地区一位“小人物”的《献国策》。

这份《献国策》出自一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李天德1956年考入重庆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期间，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骨干”，被捕入狱，判处五年徒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再次受到冲击，1967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1975年5月，他用22页方格稿纸写下《献国策》一文，表述自己“担负国家之重任”的想法。8月，他卖去蚊帐、箱子和铝锅，凑足路费前往北京。到京后，他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各寄出一份《献国策》，又闯新华门想见邓小平面呈《献国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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