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认识论新的理论思考。从1978年12月以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民主和法制、关于按劳分配这些问题的讨论,使全国上下出现了思想活跃的局面,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类的口号被历史的进程所淘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精力集中在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方面及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调整在前两三年形成的国民经济新的比例失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
但是,在理论战线上有部分同志思想僵化、半僵化,有的掉队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极少数人甚至攻击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批判“左”倾思潮的同时,由于舆论界以及国际上的某些因素的干扰,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极右的思潮。
从1978年的秋天起,有一些人在北京市西单附近的“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宣称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灾难性的历史磨难,中国共产党已经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因此,今后不再需要中共的领导,现代化的道路是“社会改革”。西方的记者们忙忙碌碌地抄写反映失望和不安定情绪的大字报,匆匆忙忙地翻阅自1978年秋季以来,在所谓“民主运动”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报纸。
为了澄清中国的改革的根本性质,就必须要有明确的答复,就必须有一个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能接受的,用来统一人民思想的纲领。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适时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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