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举人的黄泽如一直就没办法弄明白，他们作为一群读书人，忧国忧民，热血沸腾，思想和行动激进一点，干一些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事情是很正常的。问题是岳父大人高伯，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村野之人，一介草民，又哪来的那么多的激情和浪漫去跟朝廷较劲呢？在没有见到高伯之前，他总想，有一天如果见到高伯，他一定会就这个问题好好地问一问高伯。但是现在见面了，原先的那种念头反而没有了，他觉得自己的问题是多么的肤浅！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简单又简单的道理难道还用得着问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百姓连吃的连穿的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交税粮，为什么就不可以向朝廷说不！为什么就不可以造反？在中国，像李自成那类的农民阶级领袖是出得太少了，才使得政权更加昏庸和腐败，国力更加衰落。因此，从内心上说，他已经理解了自己的岳父。

而作为女儿的高兰香，在见到父亲时她悲哀地发现，几年不见，昔日年轻硬朗的父亲已经变得满头白发，变得非常苍老了。纵然千言万语，有一肚子的话想跟父亲说，但是，当看到父亲那个样子时，却一句也说不出来。那种心情很奇怪，到真的说第一句话时，却是骂她爹，向爹兴师问罪的。她说，爹，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给丢下来就连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呢？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想你，我娘有多想你吗？

这话叫高伯要怎么回答呢？光绪二十三年的那场大灾荒，把福建的百姓逼上了绝路，同时也让高伯陷入无以复加的困境之中，要不是那个好心的船工把他送上了来南洋的轮船，他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了。原来，那船工知道高伯就是那个带领百姓抗捐的人，那是他从心里所敬仰的，况且，船工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当乡亲们把他交给船工时，船工就觉得自己接过去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良心和责任。乡亲们走后，船工问高伯道：船是要往南开呢还是往北开？那意思很明显，往南开是要送高伯到厦门，然后让高伯坐南洋的船去南洋；往北开则是把高伯送到船工的家里。船工的家就在往北不远的一个小港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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