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十月十六日，左宗棠收到福建浙旧时官员的来信，讲述吴棠受小人怂恿，极力排挤各员，各员不得不辞缺另投之事。左宗棠虽反复函致吴棠，吴棠仍我行我素。

在各路清军的层层压迫下，陕西一带的回民义军陆续撤往甘肃、宁夏等地；西捻军张宗禹、张禹爵及邱远才各部约六万余众，转向陕北，几日光景便攻占绥德、安寨、延川等县。刘松山提军追击，刘锦棠、刘典、高连升等各路将官，率部陆续跟进。

这时，左宗棠收到圣谕，却原来是各国即将与总理衙门换约，旨令沿江通商口岸的将军、督、抚陈述意见。左宗棠虽然是陕甘总督，但因船政局的关系，自然也在被询行列。

显然，朝廷想知道的是各将军、督抚对换约的看法，而左宗棠却想借机，把憋在心里许久的话说出来，通过此折告吴棠一状。

在折中，左宗棠所陈吴棠的罪状是：更改我定的章程，专听劣员怂恿，导致船局上下人心不稳。

此折拜发的当日，刘松山亲率中军十二营抵达洛河岸边。当时，中路郭宝昌十营，尚距刘松山有三十里的路程；郭宝昌之后三十里，则是安徽寿春镇总兵李祥和率所部三营。刘松山见天色尚早，决定先期过河，到洛州县城等待郭宝昌、李祥和的两路人马。

傍晚时分，刘松山率部到达洛州。刘松山一面令军兵安营扎寨，一面派出报马去打探郭宝昌、李祥和两路的进止情况。

当时正值深冬，陕北又极其寒冷，洛河结冰甚厚，光滑如镜，大军一轰即过，形如平地。但刘松山在洛州等来的并不是大队人马，而是郭宝昌派快马送到的一封救援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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