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便以“首义”的资格向其他各独立省份发出筹建全国临时政府的通电，而上海、江浙都督在两天后也提出了类似的提议，并电邀各省代表来沪商谈。由于革命阵营一下子出现了两个声音，上海方面为尊重武昌首功，同意了在武昌会议的通电。

不料各省代表陆续抵达武昌后，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也已经大兵压境。10月27日，清廷将督师无功的陆军大臣荫昌召回后，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督办湖北剿抚事宜，并授予统一指挥前线水陆各军的大权。

尽管军权到手，但袁世凯仍旧未置可否，不肯即刻出山。两天后，山西又爆发起义，宣布独立，而驻扎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联合电奏清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条要求，并公然致电南方的革命党，表示自己断不会督师南下与革命军作战。

原来，清廷本打算在北方举行秋操，而一些新军将领如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廿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人却秘密决议，打算乘秋操时以实弹射击，先将忠于清廷的禁卫军击溃，然后趁势攻入北京。清廷得知这个消息后，慌忙将秋操计划取消。武昌起义后，驻滦州的第廿镇统制张绍曾将运往前线的大批军火截留，并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卅九协协统伍禄祯等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12项要求。

“滦州兵谏”无疑是后院着火，令清廷惊恐万状，因为滦州和北京近在咫尺，一旦倒戈，后果不堪设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清廷在10月30日以极快的速度颁发了四道谕旨：一是罪己诏，皇上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并誓行宪政；二是迅速起草宪法；三是取消皇族内阁，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四是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而资政院也不敢怠慢，他们在四天之内便把宪法信条十九条制定上奏，而清廷则在当天就加以颁布，并宣布择期在太庙宣誓，以资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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