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缔“租股”，严禁用公权力强迫农民以交租的方式“被当股民”，这一减负举措被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彻底扭曲。紫禁城的脑部信号无法在帝国的脸面上准确地表达出来，还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面瘫”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呢？

“盛”名之下

大清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他的官运亨通、商战经历、财富传奇，无疑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无论对内对外，他都是个强势的人，他强力推进铁路国有政策……

久未登台的盛宣怀，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赢得满堂喝彩。

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都一直是中国铁路这个舞台上的名角。但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他被赶到了上海，以邮传部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与他有同样郁闷经历的还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1909年在直隶总督任上被人砸了黑砖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沿途派人照相，构成“大不敬”。端方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办川汉、粤汉铁路。

这两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同时分管铁路，两柄宝剑的寒光毕露，雷霆手段频出，令向来软弱的大清朝廷在铁路国有问题上突然雄起，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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