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政治口号如同股票行情般不可捉摸的年代，在一个全民追逐搞定而不是契约的国度，“公司”怎么可能奢望成为一种力量呢？它似乎被诅咒了一般，在权欲的泥潭挣扎偷欢，展示的只有猥琐而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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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上海风紧。

在广东商人刘立川的率领下，小刀会联合本地的天地会，发动武装暴动，攻占上海县衙。

枪炮声过后，上海的外商们惊喜地发现：大清海关不见了，没人征税了。但是，一个英国“憨大”（上海话“傻瓜”）却站出来，终结了英国商人的美梦。

这位“憨大”就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中国教科书上著名的“帝国主义急先锋”。阿礼国表示，作为英国外交官，自己的使命除了维护英商合法权益外，还要督促英国臣民按时缴纳中国政府的正当捐税。他宣布，即使中国政府逃跑了，外商向中国缴纳关税的“庄严义务”并没有消失，因此英商必须向领事馆缴存一份保证书，保证将来大清政府收复失地后，必须缴付完结各种捐税。

英商在中国的关税本由大清政府指定的外贸公司（即“公行”，如著名的十三行）担保。当时，大清海关实行承包经营，关税包干，因此权力寻租的空间十分宽广，外商在“内商”们的导航下，走私猖獗，海关官员也成为清政府最有油水的肥缺。鸦片战争后，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市场，却也给自己揽了一个义务：为本国商人担保关税。不平等条约中的这一制度设计，实质上令西方政府承担了遏制本国商人走私的条约义务和道义责任。

在执行条约的过程中，英国外交官们发现，对于大清官员和外国奸商而言，一个腐败而低效的海关是他们共同的天堂。英国官员要求改革海关、提高效能的呼声，受到了内外的一致抵制：英商们打着贸易公平的旗号，向那些大肆走私的非条约国看齐，认为自己的守法成本过于高昂；而大清干部们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盾牌掩护下，抵挡着“洋鬼子们”对低效、腐败却“主权在我”的海关体制进行的任何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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