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冬与1998年夏，我曾两进当年的红楼，想看看李大钊的图书馆，却一次也没如愿。一楼曾是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但后来的红楼主人——国家文物局机关——却把一楼东南头的那间屋子锁了起来，只在门上方悬着一方“李大钊毛泽东同志工作室遗址”的牌匾，并称“不对外参观”。我怀疑国家最高文物保护机构并不真懂文物：他们竟然把当年堂堂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与区区助理员的工作岗位（顶多一张桌子）合并在一起。

好在，2002年春，我三访红楼时，国家文物局已经把一楼腾出来辟作“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了，不过，楼上照常是“游客止步”的办公区域。有意思的是，标明“李大钊办公室”的房间却从一楼东南角移到了走廊的西南端。

东耶？西耶？不分东西的国家最高考古机关！

东西一定要分清的。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每个人才的地位都分得清清楚楚。“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这是毛泽东说的。毛的话当然不会像林彪吹捧的那样“句句是真理”，但他的这句话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我见过一份当时的北大教职员工们的薪水表。领导与老师之间、教学第一线与行政后勤之间，真有天壤之别。

分管登记新报刊和借阅者姓名的毛泽东，月薪八元；主持图书馆的李大钊，月薪一百二十元，两人相差十五倍！若按20世纪初的银圆与世纪末的人民币1：100的比值来算，那就是在现有物价不变的前提下，毛泽东的月收入是八百元，而他的头儿居然拿到了一万两千元！

然而，不在教学第一线的李大钊比上讲台的老师们还差得远，人家拿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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