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部以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忽略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她和画家里维拉持续终生的爱情,对托洛斯基那种近乎膜拜的爱恋(传记里还能提供更多让她被当做荡妇的恋情或者性事),也忽略了她最得意的时刻——穿着艳丽的衣裙,躺在担架上出现在她画展的现场,我只是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快要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十八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十一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收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三十次手术,到1954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一直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同样的感受,还发生在叶凡去世的时候,我紧紧盯着新闻里这样的字句:“住院期间她到澳门、广西等地演出六七次,最后一次是11月11日在石家庄演出,当时已高烧四十摄氏度,但坚持完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出”,“演出之前她发高烧,上台前我们用酒精给她强制退烧,她还是完整地唱完了一首歌,然后就烧得不行了,以致病情转入危急”。
已经扩散到了肝、肺、骨头、腰椎,即便打上杜冷丁,也痛得让人发狂,可她还要打扮停当,在北方十一月的天气里,穿上晚礼服上台去唱歌。普通人会怎么想?不可理喻?争当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模范?
不画不唱可以吗?不,不画,不唱,她们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此身既不能化为淡青色的山脉,呜咽也不能唤起松涛的合唱,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创造,是唯一的自救之道。甚至那些发生在弗里达身上的,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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