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清高的背后即是注重名节,实乃因为对仕途晋升及福利待遇没指望了,才来了这么一首“田园将芜胡不归”,展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其实不是这样的,出仕做官是文人的终极目标,宋代官方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等,文人最终目的还是为功名利禄,正所谓“天下熙攘利来利往”是也。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名将陶侃,做过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封爵长沙郡公。大司马在和平年代相当于宰相,战时类似天下兵马大元帅,为朝廷一品大员。陶渊明祖上十分显赫,然而一代不如一代。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任安成太守。到了陶渊明这辈儿家道中落,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骆驼毕竟死了,马还健康地奔驰着。诗作可见陶渊明年轻时曾立下过“大济苍生”恢复祖上荣光之志,随着仕途不断地受挫,志向日渐消弭,也就萌生了退隐的念头。
陶渊明先是任江州祭酒,以“不堪吏职”为由辞职了,翻译过来说得好听是政治黑暗,说得难听是嫌官小。起复后先后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祭酒、参军不是什么大官,类似参政军务,没实权。直到陶渊明四十一岁时才当上了彭泽县令这样的低级官员。当时上峰主管前来检查工作,吏员提醒陶县长如何如何招待,陶县长火往上蹿,怒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将官场比喻“尘网”,自己喻为“羁鸟”、“池鱼”,退隐田园喻为出了“樊笼”。
通过他的仕途经历不难想象,眼瞅年过半百才做到县令级别的小官,面对曾祖父的无限荣光,他一定不甘心,但在现实面前又无能为力,所以隐居不仕也是无可奈何之选择吧!读《山海经》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不知不觉流露出了陶渊明对官场的爱恨交加。他想做高官成就一番事业,又不愿意去招待上级,既不能适应官场,只能被淘汰。《归去来兮辞》全文读过会有种酸涩的感觉,就像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假装欢天喜地地回家。如果陶渊明能在官场上混下去,为什么结尾又道出了“乐夫天命复奚疑”此等认命的心声?戳穿所谓性格豁达的伪面具,露出假装清高的嘴脸和想干又混不下去、不想干又想着的矛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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