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难以置信，平生吃得最好的一次海参，是在河南新乡地区的辉县县城里，而且是在“文革”期间。

去辉县本来也是件莫名其妙的事情。1968年春天，北京的中学生面临着“上山下乡”的命运。除了等待学校的安排之外，也可以自己联系插队落户的农村。我们十来个分别在不同学校的好朋友，不知是谁提出可以在河南辉县的农村联系插队落户，而且转了几道弯联系上了当地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为了慎重起见，要先派两个人去辉县考察一下，于是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自愿前往。

顺便说件有趣的事。我们去时自然是无票乘火车的，从北京站买张站台票上车，一夜平安无事。当时“大串联”已经结束很久，铁路秩序已有好转，尤其对无票乘车更是严加整肃。第二天快到新乡站时，天已大亮，按照当时乘车的规矩，车厢内要组织“天天读”，也就是要选一两个人带头给大家读毛主席著作。列车长走到任何一节车厢，都可以随意指定一两个人领头读，只要是他看着像有点儿文化的人，都可以指定你去读。在我们这节车厢中，恰恰指定了我们两个。那时出门，一本“老三篇”总是要带的，如同钱和粮票一样，必不可少。正当我们朗读时，列车员和乘警开始查票，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但仍然朗读不停。本来读一篇《为人民服务》即可，但为了拖延时间，于是又接着读《愚公移山》。这时票已查得差不多了，又有谁能去打断读毛著的人呢？等到这些人已开始查下一节车厢的票，这篇《愚公移山》还没有读完，总算过了这一关。

从新乡下车坐汽车去辉县，要找的那个生产大队离县城城关不远，但步行也要十几里地。好不容易找到他们联系的那个姓王的队长，倒是客客气气地领我们在村里和田间参观了一番。我记得他介绍说当地一个工分是七分钱，如果劳动得好，每天可以挣8～10个工分，这在当时已是不错的地方了。最后又领我们去看了一间放麦种的仓库，说知识青年来了以后可以腾出来作为宿舍。我们为了不辱使命，还拿出小本子煞有介事地记下他介绍的基本情况，准备回去向大家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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