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曾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如唐之刘(禹锡)柳(宗元),无称于事业,而姚(崇)、宋(璟)不见于文章。彼四人者,独不能两得,况其下者乎?”(《薛简肃公文集序》)指出了有才学、品行的人,往往不能同时在政治上和文学上施展才能。
确实如此。但我觉得与其将这个现象归于“能量守恒定律”一类的规律,不如看作更明确的因果关系:这些“君子”,往往就是因为政治上失去了施展才华的可能,甚至遭到无情打击、排挤,“事业”上毫无前途可言了,诗人的才学才被迫转向,在文学上绽放光华。“国家不幸诗家幸”,也可以说,诗人不幸文学幸,他们迁谪、流放的苦难命运,给他们的思想、内容、诗风带来巨大变化,给诗坛带来了杜鹃啼血一般的感人作品。
早在七绝初创的初唐,以工整合度、自然浑成、气度高逸而开诗坛风气之先的杜审言,他的名作《渡湘江》就是一首流放者的诗:“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在春光中自然而然地回忆往昔而伤感,感叹自己从京城独自被贬到荒凉的南地,不能像湘江水那样,日夜奔腾向北方流去。初读似乎浅近,细品滋味无穷。明人胡应麟评价它为“风味可掬”,赞美了它的表现力。
官至宰相、封许国公的苏颋,也有一首《将赴益州题小园壁》:“岁穷唯益老,春至却辞家;可惜东园树,无人也作花。”无罪被贬、年老离家,抑郁愤恨烦闷都不言及,却说:春天已经来了,我喜欢的东园里的花木,不管有没有主人在,到时候都会依旧开花的。以想象中的春深花开的明媚景色反衬人远在他乡的困苦生涯,更觉离别的不堪和人生的凄凉。诗人严守士大夫的风度,着墨克制,没有一字牢骚,却让人感受到不曾言明也无须言明的胸中波澜,极为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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