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对感觉不可能发生的事，会跟朋友赌气一样地说：“那你就等个一百年吧！”

我的父亲是一九一三年的春天出生的，比中华民国只小一岁。可是他的身份证年龄却在由香港到台湾时被代填入境资料的友人误填成民国前一年，那又比中华民国大了一岁。因为需要填写表格时记的父亲生日跟他实际在家庆生时的生年月日不符，所以很大了我都搞不清楚他的年纪。我三十岁以后，他常常跟我说一句俗谚：“人人有个三十六，喜的喜来忧的忧。”我一直以为他是勉励我在而立之后要时时戒慎恐惧，努力不懈。一直到他过世之后，我常常因为思念，把记得的父女互动在心中一遍遍回忆分析，才觉悟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中国内地政权的时候，他的实际年龄正好是三十六岁。那一年发生的事情让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中国人，人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父亲在湖南老家是一个地方型的政治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在台上的时候”。国共内战，他被迫离开家乡，失去了政治舞台。因为不能忘情，在我出生后，他还曾逼迫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的我母亲去竞选“台湾省议员”。因为他评估有妇女保障名额，要求票数有限，在当时算高学历又风度极佳的母亲会有机会当选。没有想到为此加入国民党，却因为拉不下脸到处求人赐票的母亲，差一票饮恨，那也断了父亲想在台湾继续家族“政治生命”的梦想。

可是这个挫败却没有影响父亲对“管理众人之事”热衷的脾性，我小时候家里一直人来人往地很热闹，事后回想，简直是常常有人在我家“全民开讲”。我喜欢自己看书，对大人讲话从不旁听，这个良好的品行总是被客人盛赞，这就更让我远离客厅里的清谈。现在想起来，我大概错过了旁听一整部民国的稗官野史。然而即使这样自外于客厅里的“座谈会”，不小心飘进耳朵的一些事情和人名却在我此后的一生于完全想不到的时空和书页之中重逢或证实。事后追忆，这个奇妙的童年环境是让我变成一个在台湾戒严氛围中长大，却对威权或权威一无所觉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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