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北京”这个名号也就只能在南边叫叫，真碰上翘着舌头该“儿”才“儿”的北平人，恐怕一听就知道人是从关外来的。

淑英母亲商大娘听说年前被日本军队拉夫去做翻译的淑英她爹有可能逃亡在上海，仗着手里还有些金子，母女又都是天足，就决定不坐以待毙，带着十岁的独生女离开已沦为俄国老毛子和日本小鬼子战场的家乡，怀抱一线希望奔向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那时还叫北平的北京，娘儿俩就在朝南奔的路上经过了一下，人生地不熟，连车站都没敢出。其实母女对上海也陌生，手里只有一个商大娘娘家堡子掰起手指也数不清楚的亲戚的联络办法，要不是父母公婆相继去世，家乡又不安全，商大娘也不会冒万险拖着女儿千里寻夫。幸而实际上只是小同乡的“上海亲戚”见了面，人不亲土亲，商大娘叫起大哥、大嫂，淑英在上海就有了也不知是她们二房东还是三房东的舅舅和舅妈。

淑英到上海的时候年纪小，还没复学，弄堂里走走站站，公厕前洗洗涮涮，就学会说几句本地话了，后来更是讲得听不出一点外地腔，可到她十六岁正式下海的时候，舞厅里大班还是给她起了个“小北京”的花名。在本地人眼里，腿长胸丰体态健美的北方大妞就是跟南国佳丽风情不同，兼之本地人对国内其他省市的观念一贯“出了上海都是乡下”，只有前朝天子脚下的北京还不敢太小看，所以上海滩舞厅里的北妞可能都叫“小北京”，淑英怕还不是当时顶出名的那个，而且认真追究，淑英该叫“小沈阳”比较正确。

淑英发育早，才十四岁就出落得亭亭玉立，而且精通国、沪“双语”，又还记得几句已经人间蒸发的她爹在闺女小时候亲课的简单日语。小学毕业后辗转托中人介绍，淑英考进新张的私人俱乐部做衣帽间小妹，算是母女到上海后的第一件喜事，起码为寻亲无着，渐渐坐吃山空的娘儿俩救了眼下之急。后来虽然穷家小户接着上的人生戏码是“孝女有病母，无奈堕风尘”的老一套，淑英毕竟已经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先“见习”了两年，趁着“公司”易主对外开放，舞厅扩大招聘的机会，从小妹转当舞女竟有点感觉像见习生转正，并不觉是被逼入风尘，有什么身心痛苦挣扎。那时对相依为命两母女最重要的事，是商大娘自认绝症，一年四季都咳不能止的毛病，有钱看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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